我这本《生育制度》是在1946年和潘光旦先生一起住在乡间时完成的，他最先看到我的稿纸，而且看出了我这个社会学的思路，和他所主张的优生强种的生物看法格格不入。当我请他写序时，他下笔千言，写了一篇《派与汇》的长文，认为我这本书虽然不失一家之言，但忽视了生物小我私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所以偏而不全，未能允执其中。他从社会学理论生长上提出了新人文思想，把生物人和社会联合了起来，回到人是本位文化是手段的基础看法。
这种看法我们其时并没有融会领悟。而且我们在其时的处境中并没有条件和心情展开学术上的理论辩说。我把全书连着这篇长序交给商务印书馆出书后，自己就去伦敦会见。
1947年回国，我和潘先生虽则同住一院，但却无心继续在这个社会学的基础看法上进一步切磋琢磨，这场辩说并没有展开，一直被弃捐在一旁，经由了近半个世纪，潘先生已归道山，我在年过80时才重新拾起这个似乎已尘灰聚集的思绪，触起了我的重新思考，这已是90年月的事了，留在下面再说。我这本《生育制度》实际上竣事了我学术历程的前半生。
1947年在英国会见以及回国之后到1949年北京解放，这段期间从我写作上说我曾称之为“丰收期”，北京的《中建》周刊，上海的《视察》周刊和《大公报》经常有我的文章，但我所写的主要是时事评论，其中虽然表达我对社会的基本看法，而且通过《视察》及三联书店出书了我在抗战时期所揭晓的文章的集子，一时流传很广，成了其时的一个多产作家，可是转头来看，这段时间，在学术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生长。六如果限于狭义的学术履历来说，我以为可以用《生育制度》一书来作为我前半生学术履历的竣事。从1930年进入社会学园地时算起到1949年解放，一共是约莫20年。
接下去的30年是一段很不寻常的履历，包罗解放、反右和“文革”的中国大厘革时期。这一段时期里我的思想情况在Curent Anthropology 杂志揭晓的1988年10月我和Pasternak（巴博德）教授的谈话记载中有比力直率的叙述，这里不用重复了。可是联系上面所提出有关对社会性质的基础问题时，我以为有一些增补，说一说我迩来才有的一点新的体会，足以说明我后半生学术思路的若干变化的由来。
我越来越以为一小我私家的思想总是离不开他本人的切身履历。我从解放后所逢到的我称之为不寻常的履历，一定会反映在我其后的学术思想上，以至于立身处世的现实生活上。
我如果完全把这段时间作为学术履历中的空缺是不够认真的。在比力这一生中前后两个时期对社会本质的看法时，发现有一段履历给我深刻的影响。
我在前半生只管主张实地观察，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但在我详细的社区观察中我始终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视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以局外人的态度去视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工具。我自身有自己的社会生活，我按着我自己社会里所处的角色举行分内的运动。我知道我所作所为是在我自己社会所划定的行为模式之内的，我不需犹豫，心田不存在矛盾，我所获得别人对我的反映也是切合我的意料的。
这就是说我在一个配合的社会结构中运动。只管这个社会结构也在变更中，这种变更是逐步的，而且是通过主动能适应的变更。我并不以为自己和社会是对立物。
可是在解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所处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更，也就是说组成这个结构的种种制度起了庞大变更，在各个制度里划定各个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庞大变更。演出得最猛烈的例子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
作为一个教授的社会角色可以被他的学生迫令扫街、清厕和游街、批斗。这种有着社会权力支持的行为模式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授角色的行为规范是完全相悖的。
固然“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是很不寻常的，可是在这不寻常的情景中，社会的原来面目充实显示出来。我以为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会本质和气力的实验室里。
在这个实验室里我既是实验的质料，就是在我身上举行这项实验。同时，因为我是个社会学者，所以也成了视察这实验历程和效果的人。在这个实验里我亲自感受到涂尔干所说“团体表象”的威力，他所说的团体表象，就是那“一加一大于二”的加和大的内容，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的本质这个试验证实了谁人超于小我私家的社会实体的存在。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受到有一个反抗着这个实体的“小我私家”的存在。
这个“小我私家”虽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可是还泛起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情感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划定的行为模式，并作出种种十分庞大的行动上的反映，从外貌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这样我瞥见了小我私家背后泛起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
这个和“团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受”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个实验使我看到了世界是可以发生不寻常的社会结构革命性的变更。这种变更可以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但它极为基础地改变了社会结构里各制度中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
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次少见的“实验”，一次震度极强烈的社会变更。我的学力还不够作更深入的体会和分析，可是我确是切身领会到超生物的社会实体的庞大能量，同时也更赤裸裸地看到小我私家生物天性的顽强体现。
从这次大震动中恢复过来，我开端体会是做个社会里的成员必须清醒地自觉地看到社会结构的不停变化，只管有时较慢较微，有时较快和较为猛烈。处在社会结构中的小我私家，应当认可有其主动性。小我私家的行为既要能切合社会身份一时的要求，还得善于适应演变的形势。
学术事情也是小我私家的社会行为，既不能挣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还要适应社会演进的纪律，这样才气决议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应当怎样举行自己的学术事情。这种自觉可说是既认可小我私家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小我私家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小我私家的辩证关系，小我私家既是载体也是实体。
这点理论上的感受，虽则一直潜伏在我的思想里，在我“文化大革命”后的公然讲话中也有所表达，可是还不能说已充实落实在后半生的学术事情中。“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恒久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七下半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直到现在一共有15年。
刚从“不寻常”的履历中苏醒过来时，我就想既然获得了继续学术研究的时机，就该把30年丢下的线头接下去，继续从事社区研究，而且这时我对社区研究自己的功效有了一些更明确的看法，正如我在和巴博德教授谈话中所说的，我们做的研究实际上是发挥人特有的自觉能力，成为自然演化的一种动力。人类社会是不停生长的，体现为生产力的不停增长。
我们就得有意识的把中国社会潜在的生产力开发出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进化看法我是早就接受了的。
解放之后我又接受了其时的马列主义学习，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生长的基本推动力。这种思想和我早日翻译的奥格朋的《社会变迁》中强调科技的生长也正相合。
我的《江村经济》观察就是接受了我姐姐革新蚕丝生产技术的启发而举行的。所以我在80岁生日那天以“志在富民”四字来回复朋侪们要求我总结我已往80年所作所为的中心思想。“志在富民”落实到学术事情上就是从事应用科学，所以我把观察看作应用社会学。
这一个思路，我有时机于1980年2月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授予我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大会上揭晓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讲话时，获得公然揭晓的时机。1981年我又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我赫胥黎奖的通知，并由我的老师Firth的建议，要我在会上先容江村在解放后的变化，为此我特地三访江村举行一次简短的观察。就是这次观察引起了我对其时正在发生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研究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抓住这个题目不放，组织了一个研究队伍，随着农村经济生长的势头，从江村一个村，扩大到吴江县的七个镇。
然后一年一步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从一个省到全国大部门的省；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区，不停举行实地视察，直到现在已经有10年多了。我每去一地观察经常就写一篇文章，记下我的体会。
10年来已积了近40篇，其中大部门已收集在今年出书的《行行重行行》一书中。这一系列文章还在继续写下去，可说是我下半生的主要学术偏向。
这一系列文章在理论上说是以《江村经济》为基础的。把社区的经济生长看成是社区整体生长中的一主要方面，并和其人文地理及历史条件密切联系起来，举行分析。
我看到在差别条件下社区生长所走的路子差别，于是我又应用比力看法分出差别模式，并提出“多种模式，城乡联合，随机应变，不失时机”的生长目标。更从城乡联合的基础上升到经济区域的观点，逐步看到整其中国生长历程中形成的位区格式。这种社区研究是以农民自己缔造的社会结构为出发点，分析这种结构形成的历程，它所具有的特点，并看出其生长的前景。这是实事求是的看法，而其目的是在使各地农民可以凭据自身所处的条件，吸取别地方的履历，来推动自身的生长。
所以可以说这种社区研究是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回首我这十年的研究结果总起来看还是没有挣脱“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我着眼于生长的模式，但没有充实注意详细的人在生长中是怎样思想，怎样感受，怎样计划。
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增长来表现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
可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化。翻阅我这段时间里所揭晓关于社会学的言论时，我看到这思想确是已经改变了一些原来对小我私家和社会关系的看法，我不再像在《生育制度》中那样强调社会是实体、小我私家是载体的论调，而几多已接受了潘光旦先生的品评，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运动的机制里相互起作用的。
这种理论见于我在1980年所讲的《社会学和企业治理》及《与神经病医生谈社会学》里。《社会学和企业治理》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讲话，在这讲话里我提到了1944年我在哈佛商学院遇见的埃尔顿·梅岳教授Elton Mayo，他曾在芝加哥的霍桑工厂里研究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做了一系列实验。起初他接纳改变种种事情条件，如厂内的光线，休息的时间等，来考试事情效率是否有相应的提高，效果确是上升了。
但梅岳认为并没有解决提高事情效率的关键问题。他接着再做实验倒过来一一取消了这些客观条件的改变，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事情效率却依然上升。他从中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不是客观条件的改变促使了事情效率的上升，而是他的实验自己起了作用。
因为工人到场了这个实验，自己以为在举行一项有意义的科学事情，从而发现了自己不仅是一个普通拿人为干活的机械，而是一个能缔造科学价值的实验者了。这个转变提高了他们的努力性。梅岳在这里发现了普通“工人身份”后面潜伏着一种“人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事情效率的泉源，梅岳的“人的发现”改变了美国的工厂治理。
联系我们所体贴的问题来说，他是使社会身份，即社会划定的行为模式，背后这个一直被认为“载体”的小我私家活了起来了。使行为模式酿成人的努力行为的是潜伏在社会身份背后的小我私家。其实我们在舞台上评论演员时，总是看他是否进入了角色。
进入了角色就发挥出演员的努力性，演好了戏，演唱的优劣还是决议于演员本人。明确这一点，小我私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明确了。
上面提到的第二篇讲话是我在北京医学心理学讲习班上的讲话。我最初的题目是《神兽之间》，意思是说人既是动物而又已经不是动物，人想当神仙，而又当不成神仙，是个两是两不是的统一体。社会总是要求“满街都是圣人”，把一套行为规范来套住人的行为，可是事实上没有一小我私家是甘愿宁可情愿当圣人的，即即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老汉子也是到了快死的70岁时刚刚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可是人又不能不在社会结构里获得生活，不能不接受这个紧箍咒，小心翼翼，意马心猿地做人，所以我用了Freud所说的三层结构来说明人的心理组成：一是id（生物性的激动），二是ego（自己），三是super-ego（超己）。
id就是兽性，ego是个两面派，即一面要克己复礼地做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人，一面又是满身难受地想越狱当逃犯。super-ego就是顶在头上，不得不平从的社会划定的身份。我其时指入迷兽之间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矛盾正是（神经病）医生要敷衍的园地，神兽之间有其难于调适的一面，可是普通的人并不都是要挂号去请教神经病医生的。
那就是说神兽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心安理得做人的措施的。于是我得回到潘光旦先生给我的《生育制度》写的序言里所提出的中和位育的新人文思想。新人文思想依我的明白就是一面要认可社会是实体。
它是小我私家在群体中分工互助才气生活的效果，既要分工就不能没有各自的岗位，分工之后必须互助，岗位之间就不能不相互配合，不能没有配合遵守的行为规则。有了规则就得有个气力来维持这些规则。
社会是群体中分工互助体系的总称，也是代表群体维持这分工互助体系的气力。这个体系是连续的凌驾于小我私家寿命的，所以有超出小我私家的存在、生长和兴衰。社会之成为实体是不行否认的。可是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小我私家能获得生活，就是满足他不停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
而且分工互助体系是依靠小我私家的行为而发生效用的，能行为的小我私家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获得了满足，另有什么期望。满足了才努力，不满足就是消极。所以他是活的载体，是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
社会和小我私家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散的实体。这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也许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新人文思想。我回首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
而且我有一种想法，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履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富厚的履历。这些履历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生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
怎样掘客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以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对这个变更越来越大，全世界已没有人再能划地自守的时代里，这些也许正是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知识。如果天假以年，我自当努力到场这项学术事情，可是看来主要还是有待于厥后的青年了。
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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